维新变法轶事：康有为要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中

奇技网导读：康有为与清朝的言论变革

在遥远的1897年，康有为怀揣着一个雄心壮志，他提议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海外，建立一个远离故土的新国度。他认为这是一个关乎种族生存的绝世良策。这一提议背后隐藏着清朝言论环境的压抑与困境。

在《大清律例》中，对言论的约束重重。从编造谶纬妖书妖言到传播不实言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大清帝国，言论并不自由。但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线是茶馆，一个可以容纳各色人等的公共场所，人们在此闲聊，分享天南地北的胡话。即使在这样的场所，人们也必须小心翼翼，知道什么可以谈论，什么必须保持沉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又像是全球最自觉、言论最规范的国家。

历史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大约在1897年，皇帝宣布了言论解禁的讯息。他鼓励官绅士民们自由表达他们的想法，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就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帝国的知识分子们掀起了全民办报的热潮。各种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这些报纸的出现让人们想起了葬礼上的纸钱飞舞的情景，寓意着变革的来临。

在这个黄金时代中，上海、天津等地因办报而声名大噪。北京作为帝国的都城，虽然报纸数量相对较少，但也有《中外纪闻》这样的知名报纸。《中外纪闻》因涉及政治团体的宣传而被帝国查封。尽管它只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但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却引起了的警惕和厌恶。

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1898年，大清帝国出现了五十多个学会。其中，“强学会”是最著名的学会之一。它由康有为发起成立，集结了一批高层知识分子和官员。这个组织几乎可以称之为贵族俱乐部，它的成员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军阀的徐世昌和袁世凯等人。“强学会”还得到了许多封疆大臣和洋人的坚决支持。它的会序由康有为撰写，如同一篇政党的宣言，号召大清帝国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团结起来，向德国和日本学习。这一组织的出现引起了的警觉，最终被迫改组为“官书局”。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时期的言论环境是如何的压抑与困境，以及知识分子们如何以巧妙的方式寻求变革和发展。康有为等人在推动言论自由和文化变革方面的努力虽然遭受了挫折，但他们的精神和勇气值得我们敬佩。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变革的艰难与重要性，以及在困境中寻找机遇和突破的决心和勇气。康有为的失望与再次上书皇上的决心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议：在帝国机构中实行“议院制”。这一提议反映了帝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渴望在紫禁城里设立参、众两院，然而这样的设想，从古至今也只有康进士一人。

大清帝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堪称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群人。他们对帝国的情感犹如对祖国的爱，经历着大喜大悲的漩涡。昨天他们还顶礼膜拜、心驰神往，今日却可能热泪迸发、咬碎银牙。试问，谁能承受如此剧烈的翻云覆雨？

1897年11月，康有为带着一份关乎中国“种族生存”的重要文件从上海进京。他计划将一部分中国人“移民”，以期在中国境外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新的设想让康有为倍感压力，因为他对这个计划的实施寄予厚望。

巴西成为康有为心中的理想之地。他设想在巴西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是“开巴西以存吾种”。他对这片遥远的土地寄予厚望，认为那里是转移中国人的最佳去处。

当大清亡国的阴影笼罩时，康有为焦虑万分。他夜不能寐，仰天痛哭，寻求避免瓜分之祸、保存中华种族的方法。最终，他想到了“移民”这个策略——即使中华国土沦亡，转移的中国人依旧可以建立一个“中国”。

康有为慎重其事，特地去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商讨此事。他知道涉及外交事宜需要外交大员的协助。尽管李鸿章对康有为的建议表示同意，但他也意识到这需要与巴西公使商量。由于公使尚在巴西国内，康有为的建议暂时被搁置。至于公使何时来到中国，尚不得而知。李鸿章只能将康有为客气地送出门去。

为什么康有为会选择遥远的巴西呢？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人对巴西知之甚少。对此，康有为解释道：“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广袤，亚马孙河贯穿其中，土地肥沃，人民众多，若迁吾民往，可以为新中国。”他考虑得十分周全，却唯独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巴西是否愿意接纳这些移民？

康有为的失望与坚韧并存。他的上书皇上不仅仅是一次建议的提出，更是他心中那份对中国未来的执着与期盼的体现。即使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