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何将自己的十大罪状出版成书？逼母又屠

中原之地，曾经存在着一些坚守“华夷之辨”的士大夫们。他们著作丰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清廷的憎恨和对前朝的无尽思念。其中的浙江“东海夫子”便是这些士人的代表之一。

湖南永兴曾有一位名叫曾静的县学生员，因考试不利而选择放弃科举之路，转而在家乡教书育人。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吕留良削发为僧的敬仰，并在其著作《知几录》、《知新录》中表达了对清廷的愤懑情绪。这些文字充满了“悖逆”的元素。

曾静不仅将思想融入文字，更付诸实际行动。某年，他派学生张熙前往吕留良的故乡寻访书籍。当时吕留良已经过世，但张熙在途中听闻川陕总督已上书指责雍正帝。这让渴望变革的曾静感到“天将变”的征兆，他决定策反岳钟琪。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密谋策划，派张熙前往投书。某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大街上拦下了乘轿而归的岳钟琪。岳钟琪接过书信，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为“天吏元帅”，感到十分惊讶。他当即把张熙带入府中交巡捕看守，自己则拆开信件。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辱骂之词，并激励岳钟琪掉转枪口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雍正帝重用的汉大臣，虽然遭到部分满洲贵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对他格外信任。面对“张倬”的心存警戒，岳钟琪假意与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在岳钟琪的攻心战术下，最终道出了实情。

案情明朗后，雍正帝在震惊之余，一方面赞扬岳钟琪，一方面下令捉拿吕留良的亲族、门生以及曾静等“同谋”。经过一系列审讯，曾静最终认罪，并按照清廷的安排写下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

雍正七年，所有涉案人员被押解至京师等待处理。雍正帝面对此案件的处理方式可谓奇特。他不仅没有严惩涉案人员，还下令编辑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上曾静的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公开了大量所谓的“反面材料”。

雍正帝甚至下令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并宣布未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对他们进行追杀。这一决策是基于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以及曾静的投书使朝廷得以追查谤言的制造者。可以说，曾静在此案中“有功”。

《大义觉迷录》一书颁印后，雍正帝将其分发至全国所有学校，并命令教官督促士子认真阅读。他还命令曾静和张熙到各地宣传这部书籍，为雍正帝树立正面形象。

乾隆帝在雍正帝驾崩仅两个月后，就公然推翻其父的决策，下令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雍正帝的宽容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光明正大，而乾隆帝的行为则显示出他对父亲处理此案的极大不赞同。封建统治者一贯的立场与方法是禁毁谤书，而这次事件无疑为历史增添了一抹特殊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