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是最失败的制度呢

魏晋时期，我国的一项制度堪称最为失败的制度之一。该制度在任用官员时，不看才能，只看出身，造成了极大的局限性，使得任人唯亲的现象愈发严重，甚至将整个高层拖入了腐朽的泥潭。

对于这一时代，稍有见识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清醒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吏治败坏、贪腐盛行，最大的症结在于不看人才、只看门第的门阀用人制度。这种只看门第血统、忽视品德才能的门阀用人制度，自魏晋至南陈的整个时期，成为各王朝、政权和历代帝王的用人纲领性政策。这一时代贪官、庸官层出不穷。即便罪行昭彰，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处罚。许多有能力的寒门贤能之士，因缺乏高贵的门第支持，即便才华横溢、得到君王赏识，也难以有出头之日。例如孔熙先，因出身不够显赫，年过三十仍得不到重用，最终不得不冒险和他人密谋造反。虽然密谋暴露后连宋文帝都感到惋惜，并责备负责人事选拔的官员，但孔熙先全家死后，刘宋王朝的用人原则依旧没有大的改变。

其实孔熙先的遭遇也不能算冤枉。例如东晋末年的杨诠期，作为名门世族太尉杨震的后裔，却因家族南渡时间稍晚而被顶级门阀排挤在外，最终不得不走上造反的道路。在同一时期，东晋权臣北伐时曾与一流人才一见如故，但在面对桓温南归邀请王猛南下时，后者却因害怕门阀制度而婉拒。王猛的遭遇似乎为那些渴望打破门阀体制、通过唯才是举改善吏治局面的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在整个两晋和南北朝时期，要想找到一位比苻坚更有见识且运气更好的明君并不容易。

孝文帝作为北魏乃至中国古代颇有作为和见识的帝王之一，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等地，建立了包括土地、赋税、官制在内的一系列崭新政治体系。表面上看起来，孝文帝似乎完全符合理想中打破门阀政治框架的“贤君”标准。然而在其他方面都锐意改革的孝文帝在用人方面却显得顽固不化。他不仅在用人上重用士族、限制不同等级门阀间通婚等方面有所体现，而且在品评士族显宦的门第高下方面也非常重视。尽管有像薛起宗这样的功臣因出身并非高门大姓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引发不满事件后有所触动皇帝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并未能彻底改变腐朽的人事制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一现象表达了惋惜和不解之情并归结为九品中正制度的习惯势力太大孝文帝惑于流俗而不能悟。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当时门阀制度虽然稳固但也并非完全雷打不动。在士族势力比北朝更为强盛的南朝一些关键职位上仍然有白衣寒门的身影出现他们虽然位望卑微但却权势重大往往能够掌握关键决断权。在北朝一些有识之士也对门阀用人制度提出异议主张任人唯贤的趋势也在逐渐显现。例如前秦任用谢艾和王猛等人便成为一时佳话并未遇到太大阻力这也说明所谓士族大姓阻碍任人唯贤之说至少在孝文帝一朝是难以成立的。

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虽然充满了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现象但也不乏有识之士在努力寻求改变这一局面的途径。尽管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阻力但他们的事迹仍然为我们今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思考空间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艰难和重要性。孝文帝的坚持：门阀用人之道的深层策略

真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往往不仅仅是那些明显的、表面的决策，而是那些背后深藏的策略与智慧。在北魏时期，孝文帝的决策，尤其是他在用人方面的坚持，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面对众多大臣的反对，孝文帝却固执己见，坚决推行门阀用人制度。这背后，隐藏着他对当时国家局势的深刻洞察。他对范阳、清河、荥阳、太原等世家大姓的推崇，虽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但他的决策并非毫无逻辑。

这些世家大姓的女子被纳入后宫，不少人也获得了高位，但他们的职务大多属于省监寺职，这些职位虽然重要，却不是国家核心权力的象征。真正的北家支柱，是皇帝同族的鲜卑贵族——那些所谓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这些贵族从北魏前身开始就是国家的核心力量，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且在镇兵和鲜卑民众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亲疏态度直接关系到北魏政权的存亡。

当北魏还在平城时，各姓贵族还能以旧俗管理下属，保持着他们的尊荣。但随着孝文帝推行汉化、迁都洛阳，情况发生了变化。南迁的贵族们不再游牧，且多远离旧族镇兵，导致许多贵族对现状不满，有的甚至逃亡谋叛。就连那些没有反叛之心的人，也多是怨声载道，觉得今不如昔。

在这样的背景下，孝文帝急需稳定鲜卑贵族的情绪。他明白，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以新的形式确保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尽管门阀用人制度有其弊端，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孝文帝所推行的这一制度，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政治态势和实际情况所做出的明智决策。我们不能仅仅以现代的眼光和取向来简单评价他的决策。在那个时代，孝文帝的决策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他深知只有确保鲜卑贵族的利益，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孝文帝的坚持并非盲目，而是基于对国家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时代背景的精准把握。他的决策，虽然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争议，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而做出的明智选择。这样的领导者，值得我们敬佩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