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的结局朱常洛最终稳定了太子之位

历经册立之喜，太子之路却仍然充满了波折与危机。尽管已经登上了太子的宝座，然而待遇并未随之改善，地位也未得到提升，处境依然岌岌可危。这一切，从三十一年前的“妖书案”便可见一斑。

这所谓的“妖书”，其实是一场关于皇位继承的暗涌。书中大意透露，神宗皇帝立朱常洛为东宫，不过是迫于情势，日后必将改立常洵。这样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福王之国的问题紧密相连。

按照既定的规矩，福王成年后应赴其封地。郑氏对于立储之事并未死心，仍将福王留在京师。神宗皇帝也故意拖延，这实际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虽然太子已立，但地位并不稳固，随时有可能被福王取代。廷臣们为保太子地位，纷纷上疏请求福王赴封地。

面对廷臣的请求，神宗皇帝总是以各种理由推延。大臣们早已洞悉其推延政策，不断上疏力争。这场国本之争持续了近三十年，直到李太后的介入，福王终于在四十二年三月赴封地，这场争斗才最终落下帷幕。

在这场国本之争中，神宗皇帝其实更倾向于立宠妃郑氏之子为太子。若非大臣们前赴后继地劝谏、力争，朱常洛能否成为太子尚难断言。明清时代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皇帝意志统领一切、一切都是专制。

皇帝的行为若违背礼法、规则，也会遭到官员们的反对。例如，在国本之争中，皇帝想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行为并不符合“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从而遭到官员们的反对，最终在压力下皇帝放弃了不合理行为。

进一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确实存在约束皇权的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来源于制度性的强硬规定，而是官员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理性坚守，以劝谏、力争甚至请辞等方式表达出来。我们也不应将这种约束看得过高，毕竟，这种约束并不能时时束缚住君权的越轨行为。历史长河中，皇权的波动与演变，始终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