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的历史之最(荆山与丹阳)
一、荆山
“荆山”查百度，说全国的荆山有五处，最有名气的是湖北荆山，在湖北西部，另有一处是河南与湖北之间的荆山，这座荆山应该是河南南部大致呈东西走向的伏牛、桐柏山脉之一脉，也只有此山脉才能成为划分荆豫两州的地理界限。如果是湖北西部的荆山，则是大巴山脉的东延部分，只能是古荆梁两州的地理分界。，《禹贡》荆山应在今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丹浙地区也正在这一片山脉的丹浙河谷中。湖北荆山，按百度，长150公里，宽20～30公里，面积有3100平方公里，湖北荆山，北到保康、南漳；余脉南抵枝江、当阳一带，范围大得很。在一些地方志中，为了争荆山之名，硬要将荆山说成在某县、某地。这就好比说湖北省在武汉市一样可笑。
《左传》昭公十二年“右尹子革对楚子云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毕路难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类似的记载又见于《楚世家》。熊绎既封丹阳，又僻在荆山，楚学界根据一句僻在荆山，讲丹阳应该在荆山附近。既然湖北荆山有名气，于是荆山，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湖北西部的荆山，由于有一些学者，讲丹阳在淅川，以至于把熊绎始封之丹阳也随之迁移到河南。其实古时荆山有南北之分。北段荆山在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汉书·地理志》左冯潮、怀得“《禹贡》北条荆山在南。”此荆山即横亘于豫中和江汉平原之间的一大片山脉。《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又“荆河惟豫州。”以荆山为荆州、豫州的地理界限，很明显，此荆山为豫荆分界之界山。
古荆山地名在何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第一百五十四卷根据类书《荆山地志》在南郡临沮县北，今襄阳府南章县也。
《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漳水所出，东至江陵入阳水。
古时荆山有二，还可以从《山海经》中得到证明。《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又“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此荆山即今江陵西北，古南漳县之荆山。
《舆地广记》卷八，“南漳县，本汉临沮县…开元十八年徙荆山县于故南漳。《禹贡》荆山在东北荆豫二州于是分界，楚汴和得玉处。”从这段记载，说明荆山县是唐开元十八年徙于南漳。查《汉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分南漳置荆山县，开元十八年，省荆山，移治于南漳故城，乃改为南漳。”汉临沮县，今远安县，临沮县应靠近沮水，南漳即为漳水之南。历史上，山川位置不会改动，但山名、地名却是到处跑。古南漳为汉临沮，汉临沮靠近江陵西北〔中间有个当阳〕。所以江陵与枝江也应靠近荆山。在湖北省地形图中，荆山标注在保康、南漳、远安之间。
荆山在湖北西 部，标注在保康、南漳和远安之间
丹阳，楚人自己没有提及。从地下的考古文献中也没有发现丹阳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中对丹阳的说法是“居”丹阳，对郢却是说的是“都”郢。很明显，丹阳只是一处地方名，所以叫居，郢是国都，所以叫都。最早在东汉时有丹阳枝江说，但以后又搞出秭归说、丹淅说。一些学者根据丹阳名中有一个丹字，就硬要把丹阳与丹江扯到一起，说成是因在丹水之阳而叫丹阳。
石泉先生有一篇《齐梁以前古沮（睢）、津源流新探》，对景山有专门考证，说景山在南漳正西，由于史籍中有荆山…漳水出焉，若定于南漳正西，这个矛盾不好解决，于是经过考证，将蛮河定成了古漳水。见该文中所附插图
原文中的插图
有文章以《山海经》中次八经荆山。讲睢水出焉，睢音痈疽之疽。东南流注于江。今睢水出新城魏昌县东南发阿山，东南至南郡枝江县入江也。其中多丹粟，多文鱼。以沮水实际是南流入江，把荆山西移到四川。但沮水上游确实是东南流，到南郡枝江县入江。
还有文章以中次八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以景山（祖山）为荆山之首，而将景山作荆山，景山位于南漳，所以荆山也到了南漳。一句“僻在荆山”，荆山就成了楚源之地。但楚先民是以稻作为主的农耕渔猎民族，不可能跑到荆山去开荒种水稻。高山缺水，不利于生存。所以楚人僻在荆山，只能是在荆山与平原接壤处，有土有水，才能披荆斩棘，开垦治理，搞出一块楚族的居住地。打开湖北的地形地图，江陵、枝江均位于荆山余脉以南，所以，说僻在荆山，初始在江陵和枝江一带，是满足于荆山这个条件的。
荆棘，常生于山地阳坡上、形成灌丛，，僻在荆山，只应是在靠近水边的一片山林坡地。
按甲骨文中的“楚”字不是上林下足，不能理解成是人在林中奔走；按甲骨文的字形，而是人们在林中用耜开垦土地。所以《禹贡》中讲荆州就有云土、梦作乂。乂为治理，开垦之意，荆州的先民，不畏辛苦，将云土、梦治理，开垦成可以耕种的土地，于是有人居住，就把这一块区域叫荆州；有人居住，就有了地名，以后地域扩大，形成部落联盟以后，就有了部落联盟之名“荆”。上世纪的新石器时期考古，在荆州的阴湘城和天门的石家河，均发现了带有“荆”字的陶器，说明在先秦夏商时期，江汉地区有一支叫“荆”的邦国在此地，古“荆”国的西北山地就叫荆山。由此推论是先有荆州，后有荆山。“楚”字的甲骨文字形
由于先民治理、开垦土地非常辛苦，所以最早的楚字有苦之意。如痛楚；辛楚。又因当年的开垦要披荆斩棘，荆棘开有鲜花，所以又有楚楚动人，清清楚楚的词语。后来延伸出荆、楚同为楚木之意。在《楚居》中“丽不从行，渭（溃）自（胁）出，妣宾于天，（巫）（咸）赅（改 ）亓（其）（胁）（以）楚，氐（至），今曰楚人”。说是鬻熊的妻子妣厉生熊丽时肋生难产，剖腹产后妣厉去，熊丽存活。妣厉后，巫师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很奇怪，几千年前，那时的女子难产，能有剖腹产吗，以“楚”（荆条）遮盖腹部下葬，将“楚”定为国名，应该是纪念那种痛苦的过程。在今天，荆州发现的楚墓中，均发现在棺椁上覆盖一层竹席或丝帷。当时楚人条件艰苦，没有棺椁，只好用荆代替。
二、丹阳
1、史料分析
丹阳是楚人的最早封地，于是许多地方为了提升自己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都在争丹阳之名，丹阳到底在何处，争到如今仍没有定论。虽然史记中没有明确交待，但实际中史记已有提示。为了寻找丹阳，现在存世的主要有秭归说、丹淅说、枝江说、南漳说等。
丹阳秭归说，由于没有得到地下考古证明，已被考古学界否定。目前，只有少数历史学家仍在坚持以错误百出的史籍来证明。
有文章说丹阳在丹淅，在南漳，主要依据是石泉的《荆楚历史地理新探》一书，但这本书主要是通过作者自己选择的历史记载考证，只是一位楚学学者的一家之言，尽管也得不到地下考古的实证，以及史学界的共识。但坚持这种丹淅说的人，却容不得他人的质疑，因为楚昭王讲了“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丹淅说虽然有荆山和丹江，但没有沮、漳，所以后来就来了一个南漳说，一些楚学学者则把荆山山名也搬到了南漳。《楚居》考译者认为荆山就是景山，景山在南漳，于是丹阳就出来了一个南漳说。其实，在考古界，多年来已达成一个共识，要证明一件历史史实，须采用二重证法。一是方史藉，二是地下考古；
许多年来，西方人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商朝，一直到中国在河南安阳发现了殷墟，西方人这才无话可说。中国历史上有个春秋战国，那是一个乱烘烘几百年的时代，曾国在史籍中不见，史藉中只有一个随国，现在地下发现了大量的曾国墓葬。还有现在发现的三星堆，也不见史籍记载，难道就不承认。其实任何史籍都是人写的，自春秋时出了一个孔子修史，搞出了一个春秋笔法，所以后世的史修史，都要根据当朝的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所以一些史籍在引用、转抄、修编窜改中总会有一些错误，今天，我们在依据这些史籍时，就要靠地下考古来验证。引证一个史籍的记载，要根据年代、真实性来辨别；一般来讲年代越早的史籍，越接近史实；而后续的史籍，其史实性要先加鉴别。
丹阳不在秭归，已被地下考古证明。虽然在水经注中说秭归“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又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郦道元没有肯定，他老先生写了一个“盖为征矣”。在网上的一些文章中不管这个“盖为征也”，也不管地下的考古证据。这些文章反复说楚之先王陵墓在其间，如今在网上搜索，还有这种说法。
因为水经注中有秭归“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所以丹阳秭归说就以为有了证据。于是楚故都丹阳就在秭归，几乎成了定论。
《管子•乘马》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淘防省。”按这些条件，楚人初始立国，在秭归和南漳，均没有这个条件。秭归和南漳，当时的条件是山高林密，近处无广川。古时的城邑，都建有城郭，按城郭之制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郭内有田，有队；繁体的“國”字內有戈有口。即是指有田地，有队。所以初始国，选址有条件，古时，一国定国都，一般会选国中，《吕氏春秋》∶“古之王者，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秭归和南漳，均在楚之边陲，又子男之田，方五十里，在秭归和南漳都是山区，悬崖陡壁、群山环绕，那时想要找一块方五十里的土地，均没有这个条件。
按石泉的考证；古荆山（今黄界山）《元和志》等所记荆山方位，以及“三面险绝，惟东南一隅才通人径”。所以南漳荆山因三面险绝，也没有成为丹阳的条件。
对丹阳枝江说，遭到许多反对，一些反对者的主要论点就是枝江附近没有荆山，也没有丹江。地下考古没有见到春秋时代遗址。，先秦时没有枝江地名，但已有江陵。枝江是汉时由江陵析出所置。对于江陵，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江陵少春秋遗址和商代遗址。在江陵已发现了不少的商代、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历史是延续的，上世纪，荆州的商代遗址，先后发现了周良玉桥遗址、堤遗址、梅槐桥遗址荆南寺遗址和岑河庙兴八姑台等商代遗址。既然江陵发现有商代、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那就一定会发现有春秋时期的古遗址，只是时间问题。
丹阳这个地名出现在秦汉，因为在史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未见丹阳之名；楚人自己也不说丹阳，几十年来，从地下发掘的楚国资料中也不见丹阳。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将楚国的初始之地定在了于秦汉时期出现的丹阳地名所在地，又没有明确其地望，结果成了千古疑案。
古代一个地方地名的起名，应该是先由当地百姓起名，时间久了再由政府定为正式地名。所以丹阳地名也应该是这样，春秋战国时，楚国对中原各国而言，是居国南乡。其实丹阳与丹江、荆山没有任何关系。司马迁先讲了子男之田居丹阳，后面又讲了子男之田居楚，所以丹阳就是楚地。楚居国南乡，，周人将楚居南乡之地称之为丹阳。到了秦汉时期，当时中原人将以前的楚国地域统称为丹阳。所以，司马迁就有居丹阳和居楚两种写法。此事说明，丹阳与丹江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在江陵（荆州）发现的楚王级的大墓，国家不准发掘，是一条错误的政策，由于这些楚王墓中有可能会有大量楚简，时间久了，竹简会腐朽，附在竹简上的大量文字信息，特别是楚之前的文字信息会消失。
南方多雨，现在的工业化，雨水带酸性，酸性雨水渗入地下，对地下文物不利。为什么夏代文字到现在难发现，可能是夏本来就是在南方，后世的史籍中将夏搬到了北方，可能是商夺取了夏，以后的周又取代了商，为了维系正统，统治者把夏搬到了北方，以后中国史学界更是搞出来了一个中华文明中原起源论，所以现在寻找夏总在北方找，而楚源也搞成了来之于中原。由于夏代使用的记载方式也极有可能是竹简和木牍，商代继承夏代文字载体也应是竹简和木牍，以及甲骨，但竹简和木牍难保存，所以能够留下来的就是甲骨文。
在南方，这类载体在地下极难保存，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诞生100周年，通过百年考古发掘，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实证。中国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均在中国南方，在南方发现的最多，种植水稻的起源也在南方。中国的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区域应放在中国南方。
古荆州（包括湖南）有大量的先楚文明及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明出现在古荆州现湖南的道县，夏人是稻作文明，古荆州（包括湖南）有大量的历史传说和地名传说，在中国南方夏商时期的地下考古也多有发现，所以更是重点之重点。
按考古资料，楚人与夏人有很多的相同点，其渊源算得上是一脉。如都尚黑；居住建筑都是干栏式建筑，葬式以直身土坑葬为主，最重要的都是稻作文明。与北方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楚与夏文明与北方文明的区别详见以下表，主要参考文献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中的中国古代农业专题。
过上述对比，楚文化与北方文化差距太大，所以说楚源来自北方中原是存疑的。
如今，争楚故都为丹阳，学界已争了几十年。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出土的地下考古资料中，楚人从不说丹阳，可见丹阳地名出在楚以后的秦汉年间。或者是楚以外的其他方国对楚都地望的叫法，赵家湖楚城遗址东的马山不远。春秋时的竞（景）平王甬钟于本地出土，连想到在上世纪江陵出土的刻有丹阳二字的五十二年秦戈，虽然为孤证，但应重视，若以后再有发现，就可以认为此地方就是楚早期的丹阳。虽然有人认为丹阳在河南淅川，为什么，这秦戈在荆州发现。在秦戈上有“丹阳“二字，在秦以前的考古中没有任何载有“丹阳”二字的地下文物出土，载有“丹阳”地名的秦五十二年铜戈，这是唯一的一件。在楚文物中没有丹阳记载，说明丹阳地名的出现在秦代。
虽然整理者按戈上还有“蜀郡东工”的文字，认为秦戈产自蜀地，是由一位秦将带到荆州本地的，不过，戈上还有阳刻郧中二字，阳刻郧中，是铸造上的，“資”字原译者译为郧，但为什么会出现在荆州马山，马山西即为现枝江，所以“資”字疑为赀，楚文王名赀，枝江春秋时名訾枝，所以枝江与楚文王似乎有点关联。或楚文王的封地就在枝江“訾”。阳刻郧中，当属铸造地，其它都是阴刻，可能当时戈铸造于枝江，秦设南郡时，訾枝改名丹阳，故在铜戈上加上阴刻丹阳二字。
马山西边紧靠枝江，目前在马山的地下考古中发现有多起春秋遗存，离马山不远有阴湘城和荆南寺、均有夏商文化出现。所以这个秦戈的出现，值得注意，因马山东边不远处就是郢都。正应了“子男田令居楚”这段话。
2、地下考古资料
丹阳的丹淅说和秭归说，不见载有丹阳二字的地下文物出土，而江陵出土了载有丹阳二字地名的秦戈，说明此地就是司马迁所写的丹阳。尽管目前学界没有重视这个秦戈，可能认为是别的地方流入到本地的，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发现，却在荆州发现了？目前在简帛网古文字专栏上，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点，提出这件秦戈的出土，支持了丹阳枝江说，如刘刚《荊州博物館藏五十二年秦戈銘文補正》。
荆州马山考古发现的秦戈
阴刻的丹阳二字
丹阳在何处，一些文章说史记中没有明说，我们看看《史记》中的两段话
第一段“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第二段“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比较最初周封鬻熊“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与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所以“居丹阳”就是“居楚”。司马迁将“居丹阳”与“居楚”说成是同一件事，丹阳就是楚，到了 “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而将郢说成是都。丹阳不是都城名，而只是一个地方名或相当于一个国名（楚）的所在地。郢才是都城名。
先秦时楚、秦等地名多是单名，即可以是一国名，也可以是一国都城名。“居楚”应是指在楚郢都附近。又【書·禹貢】“荆州之域，周熊繹始封”。可以认为子男之田的始封地就在荆州。《史记·贷殖列传》中还有一句话 “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那么丹阳楚故都就等于江陵故郢都，到了秦汉年间，析江陵西部置枝江，这也可能是东汉时期丹阳枝江说的来历。
四、楚的起源地及后世的迁徙
楚的起源，按屈原的说法在《离》首二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说自己是帝高阳之后。在荆州发现的许多的楚墓中，楚人祭祀的先祖中就有祝融等三楚先。史藉中对于祝融的记载较为混乱，《国语·周语》中讲“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但在《通典.州郡七》中讲“新郑，祝融之墟。”有文章说崇山就是嵩山，于是祝融就成了中原人了。于是有不少文章，甚至一些主流将将楚人讲成是由中原南迁到荆楚的。
不过《国语·周语》成书要早于《通典》，所以夏之兴也，融降于的崇山应在南方。还有，按《史记·五帝本记》中於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兜於崇山（今张家界），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於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南蛮与三苗，均在南方。这样看来，崇山在南方不在北方。崇山不会是嵩山。夏禹一生办了三件大事1治水、2征三苗、3定九洲。三件事中治水和征三苗发生在南方。楚文化是夏文化的延续，所以楚源应在南方。先秦时期生产力不发达，靠人力去治理黄河与长江，难，但水稻种植，需要开沟筑堤去治水，，在南方，所发现的古城遗址附近，都有水田遗存，而且城墙厚实高大，并有壕沟，说明古城的防护功能强大。也说明了大禹的治水和征三苗均应发生在中国南方。
《史记·楚世家》中也讲“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后世传说祝融为南方之火神。楚人的先祖是祝融；楚人的起源地就是在古荆州，以后有一支叫季连的部族迁移到中原一带，族群发展起来后，又向南迁移到湖北荆的故地。初始到淅川，而后再落在荆山，当在今沮漳河中下游的江陵、当阳、枝江一带强大起来（芈强大于南汜），受到周王所封后在江陵故地发展起来（周时以汉水之南为南乡，秦汉时，中原人将此地叫丹阳。）地靠近沮水、漳水（楚昭王所说的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就是此地， 当年汉、沮、漳均在此地交汇入江）。为避水患，以后楚文王由此地迁到纪南建为都城叫文王迁郢。
由于楚是稻作文明，由中国水稻种植的发展路线，可以考虑楚的稻作文明是先由湖南道县开始（距今12000～14000年）最早到浙江杭州余姚（距今7000～8000年），然后是河南舞阳（距今8000年），可以这样分析，楚人由古荆州起源，稻先向东发展到东夷良渚，另一支发展到河南中原（这一支可能为穴熊，发展起来后再南下，结果一些人认为楚是源于中原。）；而江汉地区这里就是以后楚国的文化圈范围。而且是楚文化的核心区。
五、小结
将史记中关于丹阳、郢都的几种说法汇集如下
《史记·楚世家》“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史记·楚世家》“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史记·楚世家》“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史记·贷殖列传》“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 “楚彊，陵江汉闲小国。”
所以，居丹阳就是居楚，楚在江汉之间，可以判定，司马迁所说的楚封地丹阳就在江陵。参考地下考古发现的资料，可能即今纪南城以西的马山地区。
史记中还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
《史记·楚世家》“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屈匄、裨将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
在上述记载中，说的是同一件事，秦楚丹阳之战，但司马迁有两种写法，秦楚之战的地理位置在丹、淅，说明当时的丹阳之地名有同名异地的现象。丹、淅之地靠近秦，当年叫汉中地，故丹、淅之地开发较早，所以楚初始所居丹阳在此地，不可能。
参考资料
【1】王丹、夏曉燕《荊州博物館藏“五十二年”秦戈考》，《文物》2018年第9期。
【2】张正明 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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