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诏书之最有哪些书(中国这么多历史典籍哪一
众所周知，中国史籍浩繁，在某些方面，比起任何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远为优越。自汉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根据前代的日历编成。所谓日历，即每日的记载，被认为 书正史材料的主要来源。这些历史在处理历史人物中是不是公正，有没有“颠倒黑白，淆乱是非”，自然大部分依靠日历中的记载，但也要靠史家本人态度的公正。如果说改朝换代的时 候，胜利的新朝还认前朝为革除对象之时，那么我们很难指望主持日历和纂修正史的人能够大公无私。从朝代改变到修史之间已经隔了一个朝代，就没有再作这样怀疑的理由 了。只有一点，也许可以称之为史家的偏见的，就是把王朝的末代统治者，往往描写成不是极其愚顽，就是极其邪恶。
中国二十四史三千多卷，例如我们在二十四史第一部司马 迁的《史记》中，有匈奴、西南夷及大宛等列传。司马迁（约殁于公元前85年）的地理记载，只限于那些曾和中国发生直接接触的近邻诸国。后来班固和他 的妹妹班昭撰《汉书》。班固于公元92年，他对于中亚及西亚各国有广泛得多的知识。班氏关于地理各章。这些作品，表露出自司马迁逝世以来人们对地理研究的兴趣； 而班固的弟弟班超是当时著名的事旅行家，这一事实自然增加班固在这方面的兴趣。班固大概会听到他弟弟的远征西部或中央亚细亚；但班超于公元102年回国时，班固已经去世。这 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必然是由班超远征所提供的材料，不见于《汉书》而见于较晚的《后汉书》。
《后汉书》为南朝宋人范晔所编，为对亚洲西部诸国提供某些详细记载的第一部权威著作，其中《西域传》，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照例具备的一项，并以同一或类似 的题名见于后代的史书之中。《后汉书·西域传》共有五百八十九字，为明代以前中国文献中对极西的国家——大秦的第一次记载。书中所记关于大秦国的位置、边界、首都、人民、物产、工艺的许多事实。
后来便是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这本《后汉书》并非完全出于范晔之手，其中《志书》即出自他人之手。但《西域传》出自他的手笔。唐高 宗（公元650—683年）命人为范书作注，迄今与正书并行。，我们必须了解，旨在解释原书某些疑难的注文，在写作的年代上距范晔写作之时，已有二百年之久。关于《后汉书》传授的可靠性，它到宋代才第一次有刻本；在撰成至刻本年之间的几百年中仅有抄本流传。到乾道三年（1167年）刻本与 《汉书》刻版，也可以称为最古版本之一。书共六十四卷，精印对折六开本；用最大的字体，印于具有水纹特色的白纸之上。每页边缘有抄书人的姓 名，刻工即依此刻木。每卷有藏书人果亲王之章。
《三国志》是陈寿（殁于公元297年）所编，包括鼎立的魏、蜀、吴三国的历史。《魏志》中对于若干比较近的外国有简略的记载，宋文帝因全书时有脱漏，失在于略，命裴松之补 注，凡寿所不载、事宜存录的，一概采入。我们所有的关于大秦的最详尽的记载，即出于此。根据裴松之的上书表，其注于公元429年，即文帝元嘉六年进呈，距陈寿约一百三十余 年。但关于地理记载，多出于鱼豢所撰的《魏略》，其著作期在魏末年（公元264年）和裴松之补注（公元429年以前）之间。
《四库全书总目》没有加以著录，明代编纂之书，如《本草纲目》援引群书列为取材之一；类书中亦有摘引（例如关于大秦），但和裴松 之的补注征引的文字稍有出入。我认为在不太久以前还存在过《魏略》的另一个本子。从这一个假定，马端临关于大秦的记载，在很多细节上同于《魏略》，但文字范围涉及更广一 些，更加可以征信，或者马端临手边所有的《魏略》原书，比今日在《三国志注》所见的更为完备，或者就是马端临和《魏略》的文字都出自于比《魏略》更早的同一 来源。
中国正史中就是房乔（殁于公元648年）所编的《晋书》。其中关于大秦的记述，不过因袭《后汉书》的文字；在沈约（殁于公元513年）所撰的《宋书》中，其书虽比《晋书》要 早一百多年，也没有多少新鲜的材料。《南齐书·外国传》所述简略，而且没有论到远方的大秦。在公元7世纪间撰述的《梁书》，除了叙述天竺（印度）时所附的少数说明以及关于公元 226年有大秦贾人至吴朝见孙权一事的简短记载外，也可适用同样的批评。我曾寻遍《三国志·吴志》，欲知此贾人的事迹，但无结果。
《魏书》所记外域虽然重复《后汉书》和《魏略》中许多叙述文字，因为根据直到现在被人信守的中国人的方法，即凡是一百年前认为真实的，一定永远是真实的，就可以不加详考径予援引。但其中亦有迹象表示，出自早期诸史撰述以后，中国曾得到独自来源的材料。以同一王朝（北魏）的历史为题材的北史，这一部分几乎一字不改照录《魏书》。
在北史前的诸史中公元581—617年间事迹的《隋书》。因为在《隋书》中，我第一次发现把大秦称为通行于后来的拂 菻。在本书并无大秦或拂菻传，但于述及波斯（第83卷）时，我发现有“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一语。
此后重要的记载见于《旧唐书》，11世纪又有《新唐书》的刊修。关于拂菻 的记载，两书所述事实大体相同，但所用叙述的笔调不同，可以互相补充。。这段话特别适用于《旧唐书》和《新唐书》 关于拂菻的记载。
中国蒙族学者脱脱所编的《宋史》，学者多批评他不正确，我们读此书关于拂菻的记载，需要一定的审慎。虽然如此，除这一点外，这个记载因为所记都是独得的 材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不同于《唐书》因袭前史。《唐书》的缺点，使人不能确信它所述的究竟是唐代当代的事实，亦或五百年前的前代事。
二十四史以《明史》殿后。它关于外国的主要大事为著录了太祖给一名拂菻商人，要他转致该国国王的诏书原文和提到近代第一个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入华。
关于大秦或拂菻的记载，除二十四史外，景教碑（立于公元781年）以真正碑铭的体裁提及大秦。，许多类书在提到大秦时，往往援引一些次要 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已经散佚，或者无从得到，或者列入于丛书之中，如吴时《外国传》或《南方草木状》之类。 此类书中最卓越的当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中《外国列传》（第324卷及以后各卷）对于想知道一些历代对于外国的新异传述的中国读者 来说，也许会感到兴趣盎然，但对一个严格的学者用途不大。
《文献通考》记述外国的材料，包括大秦及拂菻，也同书内所有其 他材料一样，都是辑自正史，但作者一般不注明出处，对要知道著作出于何代的人来说，这是一大缺点。他论及大秦的内容，大部分显然取自与《魏略》所根据的材料相同，但年代甚至 比《魏略》更早的其他作品；其余部分则出于《后汉书》。
《古今图书集成》五千卷，其中关于大秦及拂菻的记载，把正史及其他撰述中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一起收入，而且凡有援引，都注明出处，比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要有用得多；《通 考》和康熙以前所刊各类书看起来几乎都被此书所替代了。对任何特殊的题材，如果不是亲自去搜集有关原文，从检阅这些浩繁详尽的巨著中也许可以得到最有用处的资料来源；凡是能 直接使用《古今图书集成》的人，似乎就无需再去查考次要的辑集性质的著作。如果说《文献通考》及《渊鉴类函》一类书在汉学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是因为《古今图书集成》 还不是人人都能得到。
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著作，每一部书籍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无法判别哪一部更具有权威性，可能正是有了这些书籍，才能让我们了解不一样的古代历史.